女排超级联赛探路前行******
近日,2022-2023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决赛在江西上饶落幕。天津队在三场两胜制的决赛中以总比分2比0成功卫冕,获得队史第15个联赛冠军。
本次联赛自去年11月10日在江苏常州揭幕,持续近两个月。拥有李盈莹、王媛媛、姚迪和王艺竹等多位女排国手,以及强力外援瓦尔加斯的天津女排,在联赛中依然展示出强大的统治力。
第一阶段循环赛,天津队先后击败了其余13支球队,保持全胜。随后的分组排位赛和淘汰赛,天津女排愈战愈勇,最终以22战全胜的战绩强势夺冠。
从联赛最终的前8排名来看,竞争格局有一定变化,但并未彻底改变传统秩序。唯一令人感到些许意外的,是仅获得第6名(近7年最差战绩)的江苏女排。队伍青黄不接,张常宁、龚翔宇等国手并未参赛都是导致队伍成绩下滑的直接原因。
得益于本届排超联赛取消外援数量的限制,有多支球队都引进了多名外援,但最终会师决赛的是各自只引入了一名外援的津、沪两队。
天津女排的陈博雅和张世琦都是首次代表球队主打联赛,两人均有不俗表现。虽然在一传环节仍有提升空间,但陈博雅多变的进攻手法以及沉着稳定的发挥,让球迷有了更多期待。张世琦在袁心玥缺阵的情况下,与王媛媛共同撑起了队伍的副攻线,表现出独当一面的气质。
上海女排由仲慧、王唯漪和高意等球员挑起大梁,辅以一众年轻球员,在本赛季联赛掀起一股“青春风暴”。尽管国手不多,但全队展现出的战术素养以及团队合作,令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在半决赛的较量中,面对外援较多的深圳女排,上海队年轻球员展现出很强的进攻实力,干净利落地赢得了比赛。
本次联赛在主攻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福建队庄宇珊、江苏队吴梦洁、广东队王逸凡、四川队缪伊雯等。在接应方面,上海队的王音迪和江苏队的周页彤发挥出色。二传方面,上海队的许晓婷表现突出。而在自由人方面,四川队杨玉宁的各项技术统计均位于榜首。
上述队员中,王逸凡和王音迪年仅17岁,潜力不俗。而吴梦洁、王逸凡、缪伊雯等球员,虽然过去曾经入选过国家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新人,但她们以前在国家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此番用稳定表现再度证明自己,有利于国家队人员的有序竞争。
自1996年推出主客场赛制以来,中国排球联赛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与中超、CBA等国内其他“三大球”职业联赛,以及与国际高水平排球联赛相比,排超联赛在影响力、商业化、运营方面均存在着明显差距。
去年1月,排球联赛改革成为全国排球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并不完善,但仍在积极探索和改革。“只有在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才能提升联赛水平,早日将排超联赛打造成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联赛。”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